1957年7月5日，“计划生育”理论首次见诸《人民日报》。

当时，中国只有6亿人，他却目光如炬，道出“人口增长将拖累国家经济”的警世危言。

他预测，50年后，中国人口将达“26亿”；

他说，知识的增加，将减低人们的性欲，“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”；

他特别强调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宣传避孕，“切忌人工流产”

……

这些石破天惊的理论，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，令人侧目。

可以想象，在那个生产建设热情极高的年代，在“人多力量大”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”的语境中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。

他小心翼翼，又铁骨铮铮。

后来，他仍然被打趴下了。厄运压身20年。

20年后，国家意识到人口问题，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，但人口已经增长了5亿。

最不幸的是，他的计划生育理论，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。

【一、天生“反骨”】

1882年6月24日（光绪八年五月初九），浙江绍兴嵊县的“马树记”酒坊里，诞下一子。

风水先生掐指一算，这孩子生得十分凑巧：马年马月马日马时，而且还姓马。“五马落地，必出贵人也”。

他就是后来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、教育学家、人口学家，马寅初。

马家五子，寅初最为聪明伶俐。

读私塾时，父亲就想让他继承家业，掌管酒店，管理账目，但他天生有点小“反骨”，不听父亲的劝，非要去城里新学堂求学。

为此，和父亲还对抗了一阵子，消极怠工，罢学罢读。

父亲无奈，托老友带他到上海读书，从此改变一生。

（1907年即将出国留学的中国学子）

在上海，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。

在“育英书馆”完成中学学业后，1903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洋大学学习冶矿专业。

1907年，他获得官费留学资格，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，并于191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。

随后，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，分别于1911年和1914年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。

1916年，马寅初拒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，归国任职于北洋政府。

后来，由于忍受不了官场习俗，他便接受蔡元培邀请，前往北大任教。

马寅初曾做省府委员，但为官傲骨清风。

1928年，在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时，曾主持德清县县长候选人的考试。

一个入围候选人来到他住所，送上两袋“银洋钿”，求关照。

关照费一共1300块大洋，价值不菲。

当时，1块大洋就能买5斤猪肉，一个政府文员才每月12块大洋。

面对这诱惑，马寅初全数退还，对保姆说：

“跑官买官，到我马寅初门上，简直是蚊子叮菩萨，找错了人。这样的人一旦当了县长，不知要搜刮多少钱！”

马氏风骨，可见一斑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马寅初留在了大陆，担任了重要的职务，包括浙江大学、北京大学等校校长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。

【二、新人口论】

马寅初历史留名，皆因他的《新人口论》石破天惊。

其中最著名的论断，就是“计划生育”。

马寅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，他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问题，而是拓展到了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。

他的《新人口论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，对当时乃至当下中国的人口政策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其人口理论，概有以下几个亮点：

1、人增长太快

当时，全国人口6.1亿，每年增加1200万至1300万，增殖率20‰。

他说，这样的增长率，到30年（1987年）后，人口将突破11亿。

“我敢说，过几年这个净增率还是保守的呢，如以30‰计算，50年（2007年）后我国人口将达26亿!”

这个数据与现实有些出入：

根据公开的数据，1987年末，我国人口总数为10.8亿人；2007年为13.2亿人。

2，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

一是社会和平，战争、盗匪、案件均比解放前减少，死于非命的人少了；

二是婚姻家庭组建得多了：

“在解放以前，青年人毕业即失业；现在毕业以后，国家分配工作。”

“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，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城市内工作，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。

三是幼老福利好了：

妇女“产妇产前产后有56天的休假，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。”

对老人，“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，退休有养老金”，以往是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”。

四，和尚尼姑大半都还俗结婚了，娼妓从良。

马寅初预言，和平社会中，“将来和尚和尼姑的人数也不会多。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，我们也彻底解决”。

3，我国用于发展工业的钱太少

“我国最大的矛盾是，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。”

他在报告指出，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，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%，积累部分约为21%。

而在苏联，消费占75%，而积累占25%，即占国民收入的1/4。

苏联总结经验，称，“苏联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，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。”

因此，中国也要这样，要大幅度提高技术装备，提高工业生产率，而这样做，必须大力积累资金。

但国民总收入就这么多，积累要增加，消费就要降低。但“只顾工业化，不顾人民了，不免会出乱子。这也是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。”

因此，解决这个矛盾，就非控制人口不可。

（1957年，武汉长江大桥通车）

4，计划生育

马寅初明确提出，“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，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，切忌人工流产。”

他深知中国人喜欢多子多孙，生活稍微好一点，就想娶妻生子，“早生贵子”、“儿孙满堂”、“五世同堂”、“五世其昌”、“多福多寿多男子”等封建思想，禁锢着中国男人。

而在妇女心理中，皆以生子为天职，以不育为大耻；

在父母心理中，嫌儿媳不生育，重婚纳妾，就理所当然。

要改变这种思想，施行计划生育。

要施行计划生育，就要有步骤地进行。

具体来说，要从宣传、立法、行政力量三步循序着手。

第一，要普遍宣传

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，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。

要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，迟婚的好处，“大概男子25岁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”。

第二，要修改婚姻法

但宣传没有收到一定的效果前，人们没有接受节制生育理念的情况下，不考虑修法，否则“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”。

第三，依靠行政力量

国家为啥要用行政力量来推行计划生育？

马寅初说，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：养活一个孩子所需的家庭的开支， 千亿国际官网远远“抵不上国家的开支大”。

因此，如果在婚姻法修改之后，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，“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”。

但是，行政力量纵然再严厉，再有力，马寅初也不提倡伤害健康。并强调，“切忌人工流产”。

其列举的理由，有4个：

第一，这是杀生，胎儿有生命权；

第二，损害健康，会使妇女一生多病。

“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，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，就生那样病。”

第三，冲淡避孕的意义，使人们把避孕寄托在人工流产上。

依赖人工流产，就不认真避孕了，“尤其是男子，对避孕不负责，不积极，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，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，实在太不公平。”

第四，会增加医疗负担。

【三、厄运】

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提法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背景下，显得非常大胆，且具有前瞻性。

但是，所谓“高人之行，负非于世；独见之虑，见疑于人”，任何时代的少数清醒者，敢吐真言，必遭多数者的批评。

不屈的性格，使马寅初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争。

《新人口论》的调查，始于1953年，两三年后成于初稿。

1955年6月，人大代表开会时，马寅初在浙江小组会上，进行了初步介绍。

当即就遭到与会代表的大多数的反对。

有人说，这是马尔萨斯“人口论”的那一套，是在拿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观点来攻击中国。

马尔萨斯，是1798年的一个英国牧师，他的著名“人口论”是说，人口会以几何级数增长，而食物供给则以算术级数增长，从而得出人口增长最终会受到资源限制的结论。

他的观点倾向于认为，人口增长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将会导致贫困和灾难。

而马寅初的“新人口论”，是在强调控制人口，增加积累，从而发展工业，改善人民生活。

在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，论证其观点的破产时，马寅初无意提出了一个几十年后成为中国现实的问题：

“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，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。”

他说，科学愈发达，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。而知识的增加，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，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。

“例如，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，娱乐的方式较多，如打球、划船、骑马、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，减低了他们的性欲。”

这些问题，在几十年后竟然成为中国的现实，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有人认为，这并未脱离马尔萨斯的窠臼。

还有人说，计划经济就应该计划生育，实在荒唐。

好在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、陈云等支持他的工作。

周总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明确指出，“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”。

1957年2月，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，马寅初有幸见到毛主席，并向他报告了相关观点。

（配图）

毛主席高兴地说：

“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，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。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，从前他的意见，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，准备放就有人反对，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。”

他还饶有风趣地说：

“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。工厂生产布匹、桌椅板凳、钢铁，有计划，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，这是无政府主义、无组织无纪律。这样下去，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。中国六亿人口，增加十倍是多少?六十亿，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。”

最后，毛主席还指示：

“关于这个问题，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，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，作为政府机关。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。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，设一个部门，要有经费，要想办法，要宣传。”

有了毛主席的认可，马寅初高兴极了。

3月，他应邀出席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大会。

他在会上发言说：

“控制人口，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，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，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。

“因为要做这件事的政府，须有两个条件：一个必须是强有力的，一个必须是人民拥护的。我们的政府是有这两个条件的。”

4月，他接受《文汇报》采访，记者问他，都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是咱的优势，现在怎么反而成了问题了呢？

马答：

“你看看我们的人民，过去是怎样生活的！过去很多人是‘糠菜半年粮’，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，吃草根，吃树皮，死尸遍野，乞丐满天下……人口众多本身，也是造成我们较别的国家人民更穷更苦的原因之一。”

6月，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，马寅初将其建议书面递交大会。

7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将其建议全文发表，这就是他著名的《新人口论》。

（马寅初有8个孩子）

然而，此论刚发表4个多月，政治风向就发生了变化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批评经济工作中的“右倾保守”现象，提出“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。”

1958年5月，全国进入赶超英美的新形势。

随之而来，马寅初的人口论，批判者越来越多了。此时，他已经年近八旬，却仍在杂志上发文，继续重申他的观点，与现实毫不妥协。

“我虽年近80，明知寡不敌众，自当单身匹马，出来应战，直至战死为止，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。”他抱病论战。

不久，他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，被迫辞去校长职务。不能发表文章，不能演讲，不能接受记者采访，更不能会见外国友人。

幸有在周恩来保护，他才没有受到致命打击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国确实面临了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挑战，包括资源分配、就业压力、养老问题等。

在1970年代，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些观点

马寅初先生的晚年，体现了他坚持真理和爱国精神的特质。

活得久的才是胜利者。

1979年9月，97岁高龄的马老获得平反，他的观点重新得到了认可和尊重。

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，同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。

晚年的马寅初，仍然不忘读书，继续保持着对学术的追求和对国家发展的关注 。

1982年5月10日逝世，马老在京安详去世，享年101岁 。

“控制人口”、“计划生育”、“避孕”、“晚婚”、“切忌人工流产”，“生儿育女成包袱”……这些科学而前瞻性的观点，证明了这名智者目光如炬。

他的一生和学术贡献，被后人所铭记，他的精神和思想千亿国际手机官网app，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学和人口学研究 。（完）